優(yōu)秀人民藝術家 中美協(xié)理事 博導 李魁正《新姚黃系列·金絲冠頂》60×97cm(《視錯覺》封面)
欣賞:姚黃昔立洛水兮,有宋當風;金絲現(xiàn)又冠頂兮,沒骨為宗。
沒骨畫,自凹凸花而至姚黃冠,是中國畫發(fā)生史重要的一脈。優(yōu)秀人民藝術家、博導李魁正教授曾這樣強調:沒骨畫是中國繪畫藝術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,它萌芽于南朝梁,形成于宋元寫意及寫真畫興盛的時期,盡管歷史上不乏有徐崇嗣、錢選、孫隆、惲南田等諸名家,但是沒骨畫的光輝一直被院畫和文人畫所掩,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,在新的時代,重新認識沒骨畫,使沒骨畫在全球化的今天發(fā)揮應有的光彩顯得至關重要。為藝術而歷史的李魁正,之所以具有書寫者的價值,就緣于他步入歷史時,“謝絕了虛榮,選擇了革命,并用心靈書寫向往生命的‘有我之境’!”這是筆者在《把握歷史與未來的關節(jié)點-再論李魁正》(請參見《李魁正畫集》)中提及的:藝術家是在用沒骨引領時尚的輝煌時刻,藉潑繪揚棄了既得,選擇了超越,為了中國畫的根本,迎向新的曙光。有感于歷史的生命,就有感于魁正兄對基準的向往,對自我的超越。 凹凸法是中國畫根本之法。還有什么能比蔑視定勢選擇科學更具美感,更具真理的蘊義!
花鳥大家 李魁正《板橋筆意》41×43cm(《視錯覺》P61)
第十屆全國美展優(yōu)秀作品獲獎畫家 李蒸蒸《重彩工筆設色·陳雨光先生》65×53cm
陳雨光(憨牛),農(nóng)歷1949年生。選擇美學與中國畫視錯覺學說創(chuàng)始人,藝術哲學家,傳記作家。先后獲得過十余項科研成果獎(包括國家級課題)。在經(jīng)濟、數(shù)學、計算機、數(shù)據(jù)庫、量化交易、算法模型、美學、哲學、邏輯、整體論等跨學科領域,出版有十數(shù)部專著,發(fā)表有數(shù)百萬字論文。其主要藝術哲學類代表著有《美的選擇》、《視錯覺》、《美的致生范疇》、《藝術的定向》、《性知覺》。書畫鑒評本《唐詩三百首書畫集》、《宋詞三百首書畫集》、《元曲三百首書畫集》、《中國當代花鳥畫作品精選》、《中國當代工筆畫作品精選》;策劃組織了《中國畫三百家》。
《美的選擇》首次在國內從藝術哲學的角度,對中國畫學科體系的確立做出了兩大基礎性探索:第一,定義且回答了“何為中國畫”,揭示了“察覺不到光線作用的繪畫法則”。第二,創(chuàng)立了以視錯覺動向力發(fā)生學為內核的選擇美學,從整體論的范疇論,定義了“何為美”。
著作者是至今唯一耗時八年、約集了三百多書畫名家,編寫出版了填補空白的書畫鑒賞版《唐詩、宋詞、元曲三百首書畫集》的詩評鑒賞家。
基于當代藝術家的深度交誼和研究,著作者在珍藏的《元曲三百首書畫集》中,共獲得百多位專業(yè)畫家的大力支持,并收到了310幅精心創(chuàng)意的繪畫原作。現(xiàn)今,許多書畫大家己故世。隨日時移,這部著作中的創(chuàng)作真跡和筆墨文范,己成為理解藝術的無法再獲的瑰寶,尤其數(shù)次展覽所引起的轟動,更證明,作為國粹“詩詞曲/書畫文”的超越時空神圣的崇高。
花鳥大家 趙梅生《郁金香》(此幀創(chuàng)意入選第八屆全國美展·《視錯覺》P5)
藝術大師 袁曉岑《元曲三百首書畫集·張可久[落梅風]》68×68cm(憨牛居藏珍)
古直遠道上一路走來的花鳥畫,藉稷草崇拜、風騷文典、竹林精神、烏嗚意象,己歷歷萬年,三度陳倉,歷史更向住新的創(chuàng)意空間。
中國花鳥畫演繹的四度坐標、是由被稱作近代四大家的徐悲鴻、齊白石、潘天壽、林風眠標定的。
中國畫演義到晚清民國后,中國花鳥畫凸顯了獨占枝頭的自我感,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種存在。決定這一現(xiàn)象的是《馬關條約》后中華被折斷脊梁的殖民化。
當時,歷史與哲學的社會現(xiàn)實是:
殖民、買辦、漢奸、割據(jù)、軍閥、分裂、啟蒙、抗爭。
政治殖民買辦漢奸化后,文學藝術不可能獨善其身。
我嚴肅指出:今人眼中一些學高八斗的民國大師,本質不過是殖民化資本捧樂的漢奷文化買辦的代言,如同現(xiàn)今,言必洋精一樣,充其量是西學普適的跟屁蟲——精致的極端利已的殖民文化的買辦精英。
一些習慣離開背景空談的人,對這種“藝術外”的分析可能十分不習慣,但決定形而上的基礎若不明確,所謂的認知只能是荒謬。
國畫大師 岑學恭《元曲三百首書畫集·貫云石[清江引]》68×45cm(憨牛居藏珍)
本質的變化,是延續(xù)了幾千年的文化認同論,不再成為“存在”的哲學本體。
以辛亥革命為精神的偉大孫中山,是唯一提出“國家本體論”與“人民本體論”的哲人。可惜,他的理想,至北上時,已人近黃昏,遺產(chǎn),并沒傳繼給有歷史格局和哲學高度的“第二個——孫中山”,中華民國史,在最有希望的時刻,終因缺乏歷史的“時代整合人物”,而遺憾、悲哀。
清末民初的中國畫壇,在家國動蕩的背景中,首沖的便是習成千年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書齋文氣。缺少自尊,卻思古為夢的自以為是,在嚴酷的血與淚面前,肯定沒有出路。以詩入經(jīng)的想向,在西學東漸中完全喪失了拼力與信仰??梢哉f,以“介子園”為學的故步派,與海上、京門、嶺南為風的新潮派,展開了前所未有的較量。
斷了脊梁無法直腰的文化本體論,至西冷吳昌碩金石刀頓的氣節(jié)再現(xiàn),中國胸度終在花鳥枝頭又見縱橫,這一少有的梅蘭精神,打足了大江南北的意趣興致。
在以詩入經(jīng)的古道上,我感知,因西學東漸而引發(fā)的音樂性,對花鳥的嗚唱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響。
《美的選擇》指出這樣一個命題:取向浪漫的近代運動,因開門傳教,繪畫的音樂性,成為一種啟蒙。只是,這一研究,現(xiàn)今能深入的人,為數(shù)了了。
我嘗試寫過一些文句,現(xiàn)想概括一下,作為意引:
以詩入經(jīng)的古道承傳,范式,莫如“詩三百”。
孔子制典——詩三百,詩樂一體,尤其是“頌”,詩樂典儀,國家氣象。這是規(guī)制為禮的精華。春秋后期到戰(zhàn)國、秦漢以降,直至現(xiàn)在,幾乎所有對《詩經(jīng)》的認識都建立在脫離“詠唱和聲”的單文之上。詩樂分離,是重大變故,經(jīng)面對的是赤裸的文辭,詩與經(jīng)這雙方均遭藩籬,甚至偏差。
花鳥大師 婁師白《元曲三百首書畫集·商正叔[天凈沙]》50×90cm(憨牛居藏珍)
這對繪畫,影響深遠。以詩入畫,文辭補壁,樂韻禮制全失,這已不是說詩經(jīng)為“典”的規(guī)制本體。因為在春秋制典的規(guī)制中,詩與樂一體無分、一體為文。后禮崩樂壞,詩樂割裂,才有了以文入畫,文辭為彩的演義。
前已提注,有明徐渭,是第一位注重音樂舞蹈性的藝術家。但恰如《美的選擇》一再強調,真正在藝術中取向音樂的,是發(fā)端于法國的浪漫主義運動,特別是垂向復調樂式的繪畫發(fā)生,只有關注中古、開放、自由、情調的表現(xiàn),才可言,縣有真正音樂性平面藝術的誕生。
當今大家 馮霖章《元曲三百首書畫集·無名氏[快活過朝天子四換頭]》64×63cm
(憨牛居藏珍)
這是平面藝術,由雕塑性向音樂性轉變的重要取向?!睹赖倪x擇》在研究中指出,繪畫藝術只有注重舞臺詠嘆式的節(jié)奏、旋律、和聲、共鳴,而不單是體積、投影、線條、色彩,
只是,風騷傳統(tǒng)被人文割斷了?,F(xiàn)想考據(jù),都極難。所以,我非常慎用“浪漫”二字,因為,我國從古至今,從沒發(fā)生過有科學意義的取向浪漫的文藝運動。這是被二百五美史盲歪解的階級斗爭的一種范式,而不是作為藝術的取向。限于篇幅,我只能再次明確。
簡單地講,中國花鳥畫演繹的四度坐標,就在這樣一個背景中開始編識。
1918,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成立,這是繼翰林圖畫院的又一盛舉,其要義,是首次提出以美為育的教學綱要。面對當時的中國畫現(xiàn)狀,年僅23歲的徐悲鴻,一針見血地指出:陳腐頹敗,奮起革新。
改造中國畫,自此,成為運動。
《美的選擇》以為,千年中國畫的超穩(wěn)形態(tài),因五四運動的西學東漸,開啟了新的破題。鴉片戰(zhàn)爭和五四運動,使中國人的思想習性發(fā)生了根本裂變。若重新審視三大傳統(tǒng)背景空間,我們會看到一個由古典型向近代型的過渡圖像。這是一個在中國發(fā)展史中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以及社會生活最全面、最深刻、最劇烈的轉型期,是一個“數(shù)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”,是 “不以道德論英雄,以推動時代進步論英雄”的全新視角。
癸卯學制與與兩江師范的開啟,意義非凡,美術有史以來成為科學意義的“學科”。這是藝術首次由經(jīng)學到科學的分離。
美術類的公派“留學”,亦成為政權人才戰(zhàn)略培養(yǎng)的意志。這對于先留日、再留歐的徐悲鴻,是他人難以想向的機遇。當十數(shù)幅作品入選法國國家美展,且以素描橫空畫壇后,徐悲鴻成為中國現(xiàn)代美術開創(chuàng)者和奠基人。
徐悲鴻的論戰(zhàn)結果,是徐氏體系成為“教課書”。中國畫的講堂,終于從“介子園”的藩籬中走了出來,讓“地平線、高光、體積、陰影”成為范式。
花鳥大家 國務院特殊津貼授予者 于長勝《落霞》82×80cm(《美的選擇》P381)
1928,近代中國美術史的重大事件,是徐悲鴻出任北平藝術學院院長,并起聘備受爭議的齊白石為教授。一石千浪,白石橫空,齊派花鳥,不再獨立書齋,而是屹立殿堂,擁有平臺,他提出似與不似之說,將傳統(tǒng)文人畫的美感情趣轉向移位,用簡、樸、拙的特殊范疇開辟了一個平民化、世俗化、民族化的藝術新天地。建國后任中國美術家協(xié)會第一任主席,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,北京中國畫院名譽院長,……。齊白石因平臺而成為世家,成為至今仍能左右定勢的話語。白石老人的花鳥意義,一言難盡,有興趣的,可參照拙著《大俗下里巴人 大雅陽春白雪——白石衰年變法論》。
在此僅想做徐齊比照。徐占盡天地人,屬全教大的格局。齊則單于國畫,無教學體系,案于畫齋,故此,格局偏峰。
林風眠對四度變法空間的影響,更大是教范,雖然較徐缺少體系型的教學構建,但林的先趨影響,也屬頂格。
就花鳥畫而言,定立四度變法空間的天格者非潘天壽莫屬。他能寫畫、立說、授教,1926年的出版《中國繪畫史》,且兼任多校教授,中國美協(xié)副主席、浙江美術學院院長,這,讓他齊身“有學說體系”的格局之中,這在當時畫壇,數(shù)鳳毛麟角。
潘氏因立畫、立學、立教,在四度變法的空間中,影響巨大,除徐氏,尊為右者。
從變法空間看,這一歷史格局,徐氏占盡天時、地利、人和,尤其是立學與立教,是全方位、整系統(tǒng),貫時空,既使今天,仍無人能比。
在《美的選擇》眼中,中國畫因鴉片戰(zhàn)爭、五四運動、西學東漸,恪守千年的超穩(wěn)態(tài)格局,一變四方。重要的發(fā)生,是門派與科學的分離,畫法——形而下,成為美育的“教課書”,筆墨基礎,不再是角色程式,而是“綜合課表”,繪畫,自歐洲第一次與哲學大分離后,中華也進行了第一次具有決定意義的分離。
也許,徐悲鴻實踐的改造中國畫的系統(tǒng)運動,自1928起,至今并未完結。四度變法的影響,空前巨大。
四度變法的集成,是延安精神與紅色經(jīng)典的結果。中國花鳥畫因此有了新的精神。總體說,這是一次最為強烈的政權意志的“大寫意”,其深刻性、革命性、戰(zhàn)斗性,無以倫比?;B精神,笫一次全方位走出書齋,用國家與革命——起來,饑寒交迫的奴隸——為口號,揮灑紅色的血液,圖繪向往的新生。
當政權意志,用革命,書寫無產(chǎn)階級的國家藍圖時,花鳥畫的傳統(tǒng)怡情比興,演義為抗爭與和平、解放與民主,雖然這是一次較徹底的無產(chǎn)階級專政取向,缺乏公民性與人民性,但它發(fā)生的深刻,是前不見古人!
幾乎沒有恰當?shù)恼Z言,評說這一深刻與偉大的取向。
俱往矣!
中國花鳥畫的五度變法己向空間的構造者招手,只是,我們的今天還處在一個選擇十字路口的過渡時期。走了幾十年,以筆墨皴擦的類素描的宣紙上畫調子的模式,剛剛受到質疑,雙勾平涂的傳統(tǒng)認知也遠運遺忘在博物的封存框中。西方1850取向色彩的革命,五花八門,讓花鳥眼睛中的思想,撲朔迷離,不知路在何方。
我多次試圖從花鳥畫的起源詮釋這一困境。中國花鳥畫的“有我”前途是什么?
說真的,不知道。但有一點可以明確:類素描系統(tǒng)應當休矣!
那選擇呢?
要看基礎如何延伸。
這就有了問題。
中國花鳥畫的基礎是什么?西方色彩革命取向又是什么?有交集嗎?
《美的選擇》認為,中國畫的傳統(tǒng)基因,是拼貼與平涂(烘染)空間,西方色彩革命,也是取向平面,色相的分層平涂,應該是塞尚取向反動的致因。
花鳥大家 齊良遲《元曲三百首書畫集·無名氏[天凈沙]》68×45cm(憨牛居藏珍)
困難是理解現(xiàn)代性。
我堅定認為否定傳統(tǒng)絕非現(xiàn)代。
我理解的現(xiàn)代性,是公民的社會性,道德與法的自由性,國家權力意志的主體性,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實可伸展的銜接性。
延安精神的橫空出世,尤其以無產(chǎn)階級專政的紅色經(jīng)典的發(fā)生,中國花鳥畫的精神暇想,有了時代性,其特點,是徐氏的系統(tǒng)集成者,成功完成了國家與革命、集體與命運的演義,把以“紅、高、亮”為主題背景的創(chuàng)作,推向了一個前無古人的境況,從石魯、關山月、于非閶、田世光、李古蟬、郭西河等等的精神抒發(fā)中,藝術看到了一種生機勃勃、百花齊放、力爭枝頭的全新氣象。這是花鳥畫集體對個人的分離,筆墨由關注自我,轉向關注革命。
就是說,中國畫由古典形態(tài)向現(xiàn)代形態(tài)的轉變,筆墨不僅要有民族性,亦要有時代性,藝術教學,不再門派程式,而是科學教堂,徐氐體系的中國化范式——悲鴻奠基,具有他人不可取代的歷史作用?,F(xiàn)有人攻擊徐氏奠基,是真真的美史盲的二百五,完全無視時代的選擇。
中國藝術研究院顧問 齊良遲《元曲三百首書畫集·馬致遠[天凈沙]》68×50cm
(憨牛居藏珍)
如果從徐悲鴻籌備三年的新國畫展算起,后來者的承前,把花鳥的精神,暇想為革命的崇高。至今,國家意志的主旋律重大題材創(chuàng)作,仍延襲著四度變法的紅色取向,它己是一座高峰,不是一些二百五憑口水能淹沒的。
以紅色經(jīng)典為標注的四度變法的目的是革命,結果卻書寫了經(jīng)典。
向前的路,又處于十字路口。
中國陶瓷藝術大師 陸如《釉上彩·花鳥》(《美的選擇》P399)
選擇的難點,革命后的現(xiàn)代性如何定義。
習慣了用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性思考問題的現(xiàn)代人,對于非集體的國家公民性仍十分陌生,自由的民主,在藝術上居于十分危險的個人無政府主義,這一方面是達達取向的波普效應,一方面是虛無主義,特別是新殖民主義的顏色滲透,讓人無法辨別現(xiàn)代公民性的范式。對此,我曾論過,齊白石是少數(shù)的人民性藝術家,而非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藝術家。但齊的巷弄市井的民風,更多是俗風,遠沒上升到經(jīng)的程度,更不要說典。公民性的現(xiàn)代屬性,是個人意志的道德與法的契約自由。嚴格講,我們理解的現(xiàn)代自由取向,與當時英法浪漫的自由取向,本質不同,在現(xiàn)代啟蒙上還有十分遙遠的路要走,還有艱巨的臆識山峰需要翻越。
花鳥大師 郭西河《花鳥》69×136cm(《美的選擇》P390)
近日,我在北京,帶著小孫孫觀看十四屆全國美展,很失望?;醍嫶_實到了十字路口。目今的作畫者,更多丟了筆墨,取向照片與裝飾,樂好從像圖中尋找肌理、且大工量地精工描制,看起來,即不是西畫,又不是國畫,貌于似與不似之間,延安精神講究的我家氣度沒了,色彩革命講究的拼貼空間也沒了,東與西的長處均不見,只有一廂情愿隨波逐流。
這是83達達波起后的最大尷尬。
否定集體意識的普適主義極端個人自由,說輕了,是美盲無知,說重了是新殖民顏色滲透。還是我強調的那句話,理論上可以探討,實踐上也可以摸索,但方向上不能達達化。國家意志的公民意識,確實是一項極侍明正的大課題。
需要看到,國家意志的主旋律指向,大的格局,仍隸屬四度變法的集成意識,羽嗚精神,如何成為現(xiàn)代的公民精神,中國花鳥畫的現(xiàn)代范式如何精神為現(xiàn)代羽嗚?
還是那句話:
路漫漫其修遠兮,吾將上下而求索。
書畫大家 四川書協(xié)副主席 閻風《路》58×122cm(憨牛居藏珍)
中國花鳥畫的歷史取向,寫到此,該需要一個美學層面的概況了。
我不想多言花鳥的本體論,而研討方法論。對于前者,深感國內研究仍停留在民國的啟蒙水平。我們沒有康德和黑格爾,因此,沒有民族本體的深刻。美學高度缺失,比如,目前一些人主張用意境感形取代美學范式,且打造中國美術史一一重回宗白華,這很可笑與幼稚。離民族本體論,十萬八千里,越走越低級。
花鳥大家 高卉民《元曲三百首書畫集·徐再恩[殿前歡]》69×100cm(憨牛居藏珍)
對于后者,可以說,當前的認知水平,仍停留在1910年前的啟蒙階段,我們沒有阿恩海姆和貢不里希。在視覺形象的“知覺”方面,一些所謂專家完全門外漢,實足科盲和小學生。他們仍在用遠離視知覺的,與造形豪無關系的空頭理論,大肆騙人懵人。開口經(jīng)估,閉口道德,但“形”的知覺力是如何發(fā)生的,一竅不通。這種可笑是完全用“非視覺科學”的非專業(yè)的空頭深奧“嚇?!睂I(yè)本就一概不知的聽眾,他們越高深、越離譜,就越有“學問”,以致,他們忘了一個事實: 造像的方法論是在“二度平面中創(chuàng)意三度空間”的“可知覺的形性”。離開“形的科學發(fā)生”,從方法論講,我真不知道這些“專家”在胡扯什么?
花鳥大家 趙梅生《玉潔冰清當屬君》96×179cm(《美的選擇》P346)
所以《美的選擇》是一部重點從方法論思考的文著,它圍繞的主線,是作為東方繪畫的視知覺,與西法繪畫的異同。
如果說,西方繪畫的方法論,是“地平線、高光、陰影的光線法則”,東方繪畫的方法論是“筆墨、平涂、拼貼的非光線的繪畫法則”,那么,我們的呈相法則與空間理性,顯然與西方不同,形性的構造原理也截然不同。這一點是首先必須明確的。
對于花鳥畫的方法論,我堅持“鏡象致形”的范式研究,提出“形為實之虛”的范式構架空間。
從本文論及的花鳥畫發(fā)生與五度變法空間中,就方法論而言,它主要有三大脈絡:
一是以風騷為詩意的造境范式。這中間的基礎是“詩三百”與“辭離騷”——風騷范式,影像知覺為龍文化與鳥文化的云騰意象、羽嗚意象和稞草精神。這在早期圖騰研究和紋案研究中,有形性類別學,缺本體發(fā)生學。特別是遠古,比如《山海經(jīng)》,的呈相基因,何以為此“形”,幾乎極少研究,是大大空白,以至,很難說清,我們從那里來。
二是以博物類“標志”的寫意學研究。這也是大大的空白。對此,我和李魅正先生有過探討,魅正兄與我意見高度一致,認為,如果沿著宋式美學的博物致境的寫意精致之路前行,中國畫可能致今是兩種面貌。近日,我在故宮欣賞了終身難得一見的《千秋隹人》展,加之以往難見的宋元花鳥古卷,真的感慨萬千。我想,如何國人不習性述而不著,真把博物致精的寫意花鳥方法論,著為科學一一教課書,我們真有底氣,在科學呈形上與西方談經(jīng)辯道??上?,我們述而無學,終缺少一部擺得上殿堂的圣經(jīng)。
花鳥大家 周北溪《元曲三百首書畫集·張可久〔紅繡鞋〕》99×52cm
(憨牛居藏珍)
三是文人畫,方法上講求筆墨情緒。這更多是一些知識趣味的書齋性情,書卷味勝于方法論——可以完全丟棄造型方法。無疑,這是東方的一種抽象,但小玩難擔大義,比宋元前的直古精致,恐怕,不可能有相同評分。特別是時變壓迫后性格偏激的“前遺”文氣,在似與不似的“氣憤”中,遠離“形質”,偏頗地講求書法性甚至漫畫性,把繪畫的本體發(fā)生是“造形”的方法論,完全脫形為恣肆的無定義的“涂鴉寫意”,與宋式博物范式的“寫意”,背道而馳,以致引起中國畫視覺欣賞原則的極大混亂。所以,我堅持認為,涂鴉文人畫是最讓藝術難以說明的畫種,畫中有書,書中有畫,致今,有類別,無理性,亂象橫生。有趣的是,近幾屆標志性全國美展,已不見文人畫,可能與當下繪者無文人,文者無繪技的現(xiàn)狀有關。當然,要特別注釋:文人畫與寫意畫是兩回事。就四度變法空間的四大家——齊徐潘林而言,無一人自稱為文人畫者,白石老更是極度鄙視文人畫。這在新中國美術史中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現(xiàn)象。改革開放后,有人再提“新文人畫”,卻始終不見代表作,反是以精工裝飾為描繪的新方法論探索,占了上峰,一直成為畫展主流。
當今大家 徐慶平《元曲三百首書畫集·張可久[清江引]》45×62cm(憨牛居藏珍)
中國花鳥畫的路,已走過上萬年,從圖騰的覺醒,到高貴的優(yōu)美,從空寂的詩境,到蒼殘的苦澀,從古直的拙樸,到紅色的崇高,中國花鳥畫的尋美境遇,一次次演義著追求的深刻。
如今,在這條厚重的古道上,又停滯在了十字路囗,現(xiàn)代、公民、法德、個性,都需要對昨天做一個告別,可明天又是什么?
也許是和今天主旋律完全不一樣的范式。
我能肯定的只有這一點:
中國花鳥畫需要能夠注釋現(xiàn)代的美。
也許,明天會推演這樣的命題:
超越
古直的高雅。
達于
平凡的脫俗。
當今大家 李蒸蒸《孔雀》137×68cm(《美的選擇》P365)